上映17天,票房破1.6億,紀錄片《二十二》成為這個暑期檔最讓人心緒難平的電影。歷時4年,橫跨5省29個地區,《二十二》的主創們一路追趕時間,記錄了22位二戰期間遭受日本侵略軍迫害女性的晚年生活。這一特殊題材,讓這部影片在全國電影院線的上映,以及累計超過550萬人次的觀影,顯得意義深遠。

時間是一個可怕的東西。據記載,1937年到1945年,至少20萬中國女性被強徵為“慰安婦”。到2014年《二十二》開始拍攝時,中國內地僅存22位倖存者。從開機的那一刻,這個數字就一直在跳動,今年7月這個數字減至9,上映前夕又有一位老人離去。時間給了一些人遺忘的藉口,卻讓更多人看得清晰。我們都懂得“8·15”的沉重意義,又因為《二十二》知道了“8·14”世界“慰安婦”紀念日。《二十二》所做的,就是趕在零之前,穿越歷史的傷痛溫柔凝望,鄭重提醒我們:不要忘記。

鏡頭就是主創的眼睛,藉由這凝望,我們看到了一個又一個遠去的背影,記住了一張又一張漸近的面孔。從朝鮮被日軍劫擄到中國湖北的毛銀梅,說了一口流利的湖北話,卻幾乎忘掉了母語。但有些歷史的痕跡是抹不去的,她偶爾會記起幾句簡單的日語,“歡迎光臨”“請進”“請坐”;還會哼唱朝鮮民歌《桔梗謠》《阿里郎》。老奶奶說,她的名字是自己取的,毛是毛主席的毛。生活在海南一家養老院的林愛蘭,從“慰安所”出來之後就加入了紅色娘子軍,性格剛毅的她在家裡掛了一把刀。抗戰勝利69週年,政府頒發給林愛蘭一枚獎章。經過一場誤會失而復得這枚獎章時,老奶奶笑了,是小女孩一樣明媚的笑容。還有那些默默幫助她們的人,比如日本留學生米田麻衣,那位韓國攝影師,以及山西、海南等地的志願者們。

紀錄電影是一個社會的良知系統;一個國家缺少紀錄電影,就像一個家庭缺少了一本相簿。《二十二》的拍攝和上映,實在是一項功德之舉。特別要感謝的,不僅是主創直面傷痛、再現歷史的勇氣,更是他們將鏡頭對準這些老人時的剋制。我們都能讀懂,22張溝壑縱橫的臉龐,22個瘦小佝僂的身影,埋藏了一個時代的巨大悲傷,以及太多國家的歷史隱痛。但在處理這至痛的時候,影片保持了極大的悲憫,只是停留在老人的淚水,停止在顫抖的聲音“都過去了,不說了,不說了”。更多的是,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、桂林的秋葉、太行山的飛雪,用一種詩性的方式,隱喻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悲慟。

“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,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,問題就有了底線。”影片上映後,導演郭柯在網路上回答觀眾。是的,作為歷史存證的紀錄片,也許靠得近些再近些,才能呈現真相的力量。但這力量,不等於赤裸裸地揭開傷疤,也不等於毫無節制地煽情和暴露,導演的後退一步,成就了觀眾的向前一步,影像的力量正是由導演和觀眾一起來創造。

更值得關注的,是這剋制背後的反思。一位跟隨倖存者30多年的志願者說,一開始想得太簡單,只想為她們討回一個公道,如果知道公佈所帶來的這些麻煩,他一定不允許自己這樣做。70歲的“中日混血兒”打了一輩子光棍,面對記者講述同母異父兄弟的叫囂“買凶殺了你這個日本人”。有的老人隱瞞孩子50年,還有的不願意公佈自己的名字。《二十二》埋下這些線頭,線的另一端連著銀幕之外的現實。發問是一種勇氣,也是一種真誠。它的意義,只有在對自我的審視中才能抵達。

英國導演約翰·格里爾遜有一句著名的論斷:“紀錄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:社會學的、詩的和技術的。”《二十二》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,但它打動了很多人。片尾一一露面的32099名眾籌者名字,是一個證明。從影片上映首日1.5%的排片,上升到超過10%,從名人微博推薦到眾多“自來水”力推,都證明了,今天的大銀幕不僅製造娛樂,也在輸出價值和認同、塑造共同記憶,中國觀眾在電影院不僅尋求消遣,還有更多元的訴求。對世界第一的銀幕總數、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而言,《二十二》映射出更深遠的意義。中國電影不缺少觀眾,不缺少資本,不缺少題材,需要的是更多用心製作的好電影。

“這世界真好,吃野東西也要留出這條命來看”。影片最後,廣西倖存者韋紹蘭的話擊中了很多觀眾。從22位倖存者的講述,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浮雕,再到珍珠港海底沉睡的船隻,這些歷史存證都在提醒我們:不要忘記!

是的,只有不拒絕面對苦難,才能走得更遠。

Reference:健康生活